紫砂茗壶起源考述（下）

 　　三、紫砂工艺的创始及成熟

　　古人专述宜兴紫砂的著作，以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周容《宜兴瓷壶记》这两种最早也最为重要。

　　周高起，字伯高，江阴人，明诸生。曾参与撰修过县志，著有《读书志》、《洞山岕茶系》等。明清交替之时死于乱兵中。《阳羡茗壶系》记述紫砂壶的创始、明代紫砂工艺的特征、紫砂泥料的种类性状，并依次著录金沙寺僧与明代制壶艺人计三十一人。内容丰富详实，是研究紫砂起源不可缺少的文献依据。文中述沈君用“以甲申四月夭”，“甲申”为崇祯末年(1644

　　年，可知此文作于其死前不久。

　　周容，字茂三，宁波人，明诸生。明亡后为僧，后因母再返俗，综迹遍天下，所交皆一时遗民，曾坚拒博学鸿儒荐。著有《春涵堂诗文集》。在《宜兴瓷壶记》中，作者根据亲见亲闻，对明代至清初的制壶工具、工艺作了重要介绍。文中称“甲午者，余寓阳羡”，清廷开博学鸿儒科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照此推算，“甲午”应为顺治十一年(1654年)，则此文亦是入清以后所作。

　　关于紫砂壶的由来，周高起说：“金沙寺僧……习与陶缸瓮者处，搏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供春，学使吴颐山家青衣也。颐山读书金沙寺中，供春··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搏胚，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指螺文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今传世者，栗色暗暗如古金铁。”

许红琴 文革泥《水平壶》

　　从周高起之说我们可知：

　　一、紫砂工艺的创始者是宜兴金沙寺僧，供春得其传。时间在明代中期正德年间(吴颐山正德九年登进士榜!

　　二、宜兴发达的日用砂陶为紫砂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有利条件(“习与陶缸瓮者处”，“附陶穴烧成”)。

　　三、初作紫砂壶的胎质已细于砂器，是缸胎质地改良后的产物(“搏其细土、加以澄练”)。

　　四、与日用砂陶不同的是采用了捏塑制法，但极其粗犷，工具简陋(“捏筑为胎”、“茶匙穴中、指掠内外”，留有指纹、接胎痕等)。

　　这最后两点表明了紫砂壶已超越日用砂陶的范畴，升华为工艺陶。

　　1965年南京中华门外嘉靖十二年(1533年)司礼太监吴经墓出土一件紫砂壶，口径7cm，通高17.7cm壶为提梁式、平底。平盖无唇，故盖里黏贴“十”字泥筋以合口，口沿短直。壶嘴与腹身黏合处饰柿蒂纹泥片。胎质较粗，近似缸胎，呈灰褐色。外部虽经打磨，略显光洁，但腹里尚存接胎痕。壶身黏飞釉泪斑。

　　前述无锡市南禅寺明井中与正德青花碗同出的紫砂壶(缺盖)，口径6.6cm，底径12.5cm，高9.cm 。平肩平底，状似扁鼓。无把，肩上安四银锭式系。自肩部平伸出三角状壶嘴，嘴极短，嘴口朝上大致与肩齐平。胎质及呈色与吴经墓提梁壶相似，口沿亦短直，里腹亦见接胎痕，亦有飞釉泪斑。

　　二壶的年代距金沙寺僧、供春不远，属早期紫砂。壶的造型设计，各具特色，且一出于司礼太监(正四品宦官)之墓;一为无锡著名梵剎南禅寺僧人所用，其非粗窳之器可比，颇能代表当时制壶水平。以下，我们即就此并结合文献对早期紫砂的基本特征试作分析：

　　一、胎质均较粗，近似缸胎，呈色灰褐。周高起称：“壶之土色，自供春以下，及时大初年，皆细土淡墨色。”这种“淡墨色”与前称供春壶的“栗色”，均与灰褐色相似，这是早期紫砂的基本色调。

　　二、多见飞釉泪斑。紫砂工艺采取单件捏塑制作，一次成品有限，必须随缸坛同烧。周容说：“甲午者，余寓阳羡，主人致工于圆····二旬成壶凡十，就窑火。”紫砂器整窑烧造估计要到清代前期以后才会出现。同时，装匣烧造始自万历年间的李茂林，故“前此名壶不免沾缸坛油泪。”

　　三、无款识。刻款、戳记、题铭等是紫砂壶的重要特色之一，非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会出现。周高起说：“镌壶款识，即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次则李仲芳亦合书法。若李茂林朱书号记而已。”李茂林为时大彬弟子、李仲芳之父，较时大彬稍早，仅以朱书号记，更早则无刻款技艺，习惯可知。据此又知，刻款、印记始自时大彬。但刻款非易，所以其初尚需请人代笔落墨。

许红琴 原矿紫泥《竹节杯》

　　四、多提梁、多大壶、多无足宽平底。周高起说：“赵梁，多提梁式。”赵梁与董翰、袁锡、时大彬之父时朋合称“四名家”，是供春以后，时大彬前的制壶名手，从艺时间当在嘉靖、隆庆年间，所制属早期紫砂。提梁有硬提、软提之分。吴经墓所出为硬提梁，南禅寺所出无把而有四系，即软提。

　　明末文震亨说：“(砂壶)供春最贵，第形不雅，亦无差小者，时大彬所制又太小”。其实，时大彬早年所制亦为大壶，后受陈继儒等人影飨，才改制小壶。

　　提梁、壶体较大、无足宽平底是砂铫的基本造型。于此看来，早期紫砂壶是深受砂铫影响的。所以，如说供春以后的早期紫砂艺人本来就是日用砂陶的生产者，也在情理之中。

　　五、中腹接胎制坯、多有接胎痕。中腹接胎制坯本为明代陶瓷制作的常用工艺，也为金沙寺僧及供春借鉴采用，成为早期紫砂壶的基本特征之一。

　　不难看出，上述大部分特征是因早期紫砂工艺尚未成熟所致。在明代后期的万历年间，当上述特徽基本上已不再存在或已得到改良以后，紫砂工艺可说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标志紫砂工艺的成熟、在紫砂工艺发展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时大彬。

　　时大彬号少山，生卒年已不可考。但许次纡撰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的《茶疏》已提到其名，可知在此之前，时大彬已成名。

　　出土的时大彬壶，目前我们所知，已有四件之多，分别出自漳浦、无锡县、江都、延安等地的记年墓葬，因有关资料已发表，这里不作具体介绍。

　　出土的大彬壶无飞釉泪斑，胎质精细工整，造型古朴雅致。漳浦的一件通体呈栗红色，“布满梨皮状白斑点”。无锡县一件，“有微小的突起，形成所谓石榴皮质感”。这两件很可能即属于周高起所称有“银沙闪点，迨缸砂和制、毂绉周身、珠粒隐隐，更自夺目”的一种。四件出土大彬壶均有款识，三件为楷书，延安的一件为行书，刻“以釨养浩然大彬”七字。据此，周高起云时大彬“或淘土、或杂缸砂土、诸款具足，诸土色具足，不务研媚，而朴雅坚栗，妙不可思”。诚非虚言。

　　然而，时大彬最主要的贡献，还在于以“打身筒”制坯工艺代替早期紫砂的中腹接胎法。

　　周容说，“土色五，腻密不招客土。……时(大彬)乃故入以砂练土，克谐，审其燥湿展之，名曰土毡。割而登诸，月(刖)有序：先腹、两端相见。……次面与足……次开颈，次冒(帽)、次耳、次嘴。”周容在此所述，即后世称之为“打身筒”并一直沿用至今的制坯工艺。由于这一新工艺的出现，致使胚体内外光洁、匀整如一，到达完美无缺的程度，从而成为紫砂工艺完全成熟的标志。

　　所以，我们认为，紫砂壶创始于明代正德年间的金沙寺僧和供春，但成熟于明后期万历年间的时大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