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人制壶历史悠久（中）

 　　陈鸣远开创了一代紫砂“文丽工雅”的壶艺典范，清人张燕昌有过“纖巧”之评语，说陈鸣远“制茶具雅玩，不下数十种，如梅根、笔架、杯、瓶、盒、鼎之类”，壶上雕镂也是一长，书法雅健，字有晋唐风格。陈鸣远的精巧绝雅，如鹤立鸡群，后人评其长雕塑装饰，善翻新样，塑镂柔长，构思之脱俗，设色之巧妙，在紫砂史上是少见的。其作品一直被作为仿制样本，故鸣远壶赝品充斥，使后世赏玩者增多了鉴定的趣味。后人称陈鸣远是引领风骚之人，其实杨忠讷才是这一路段的指路明灯。

　　因为有杨忠讷之类文人的参与，使紫砂壶不轻浮，不媚俗，不眩耀，它的气质与文人追求“天然去雕饰”极为相近，体现紫砂壶的冰肌玉骨与文人的默契。

　　宜兴很幸运，另一位酷爱艺术的杭州人笃悠悠走进一个制壶人家，这位溧阳的县太爷名叫陈曼生，一个文学、书画、篆刻均有相当造诣的杭州名士，在杭城响当当，列入“西泠八家”。陈曼生十足的江南名士派头，放着溧阳知县的太师椅不坐，跑到宜兴赏壶去了。他非常看重杨彭年的手艺，彭年壶一扫清初以来重妍巧华丽的风气，创典雅古朴之风，玉色昌明，气韵温雅，称其后二百年之楷模。这样的评价自然是极高的，杨彭年喜于配泥，始复捏造之法，有天然风致，首用流把“暗接法”，沿用至今。

　　这位陈知县非常投入，他是读透了紫砂先人的，自己原本就是清代著名的篆刻家，取法秦汉，刀法纵横爽利。绝妙的是他善于设计紫砂的未来，他在杨彭年、杨凤年兄妹那里静观了一阵子，凭自己的艺术修养和对于紫砂壶的理解，设计了“十八壶式”。陈曼生绝不会想到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他只是顺着自己的思路去发挥一下，点缀一下，凭自己的艺术功底去观照一下，竟成绝唱。陈曼生虔诚地领着那些淳朴与灵秀闯入高雅。

　　陈曼生是狠狠为浙人争回一点面子的，这位名士在杭州时已经很面子了，一直风光着的。陈曼生去溧阳做了一阵子知县，这位性情中人的运气不错，任内倒无天灾人祸，加之体恤民情，淡视世事，当了个太平官，便一头钻进紫砂壶。陈曼生突发幽思，构绘壶式，请杨彭年制作，知县好壶，杨彭年自然要卖力的。

　　陈曼生是让这实用品成为艺术品的高级艺人，中国历史上像陈曼生这样不以官而艺术传世的人的确不在少数。

　　陈曼生以后，紫砂茗壶成为文人墨客，达官贵人的珍藏，成为文房雅玩。董其昌、郑板桥、任伯年等名士纷纷定制，更从壶艺扩充为陶艺、花盆、瓶罐、餐具、挂盘、壁画。陈曼生让壶艺走向了山花烂漫。壶作为一种艺术从实用中逸出，由俗入雅，走向名藻古今的辉煌。

　　曼生壶出世，所有的名壶顿见逊色，壶式新颖不说，其里程碑意义在于闯了壶上寄情寓意新路。文学、书法、绘画、镌刻集于一壶，更适合文人雅士，曼生式不仅是样式的革命，而且开创了壶艺新路，留下“壶随字贵，字依壶传”的“文人壶”神韵。紫砂壶一夜间从茶馆走向书斋，登上大雅之堂，切合“茶艺”与“壶艺”，更有借题发挥，以表达文人的人生哲学与处世态度，让壶有了文化深度。

　　文人士大夫，收藏家参与紫砂器的设计和制作，大概是明末清初开始的，董其昌、陈继儒、赵宦光、宋荦等名士都曾热衷此道，但将紫砂与诗、书、画、印相结合的风格，则是在陈曼生那里发扬光大的。这位儒官因为艺术上的成就，才有壶的价值的升华。曼生壶的意义已不是纯粹宜兴陶人的作品，而成为当时文人共同创作的艺术品。陈曼生为十八世纪创立一页新典范，振兴了宜兴的陶业。

　　杨彭年发现自己毕生的追求，人家一出手就达到了，在陈曼生那里真正获取的是一种启悟，一种诠释。

　　三

　　被认为文化遗产而传世的紫砂壶，从中散发出来的美感，让壶人感受一种美妙的和谐。

　　紫砂壶属陶瓷中的一个品种，但又与陶瓷大家族中的其他成员明显不同，晚出世数千年，起点却很高。一问世便步入文人雅士阶层，文人品茶赏壶吟诗而借以自娱，在闲情逸致坦述情怀中，各呈才华，展示高见，它融雕塑、书法、篆刻、绘画、金石于一体，呈现完美。紫砂壶泡茶不走味，盛暑储茶越宿，不易变馊，使用经久，日加擦拭，越发光泽古雅。

　　壶不比书画篆刻，可以挥洒浑穆，故壶道总显暮气。紫砂艺人有在陶器上签名盖章的习惯，这倒是便利了日后的考据，也使世人在抚壶追昔，遥想艺人追求经典之路，对壶更有深刻的感情因素。

　　杨忠讷、陈曼生将书画艺术施展到紫砂壶上，占据了壶艺高峰，由此生发壶刻艺术，使作品情景皆切。壶刻，镌刻刀法虽与碑刻同宗，但圆体上作业，招式束缚，力点难控，一般壶艺与书画高手不愿在壶上出招。陈鸣远杨忠讷落刀以后，惠孟臣随行，其笔法类褚遂良，浑朴苍劲，楷书尤富唐人遗意。

　　紫砂艺术结合书画陶刻艺术构成独特风格，具有端庄厚重清雅超俗的艺术个性。到了陈曼生那里，壶刻更见精彩，陈与他的四位幕僚撰铭奏刀，镌刻字铭诗画，让原本清雅素净的紫砂茗壶，溶造型、文学、绘画、书法、篆刻于一炉，形成独特的文人壶风格，成为壶林绝品。

　　欣赏紫砂壶与欣赏音乐的基理相同，亦浅、亦深、亦玄、亦神。紫砂壶色泽深沉，不鲜不显，“壶既用，将试日加，越发暗然之光，入手可鉴”，故摩挲名壶，追思名陶，溢发思古幽情，修性养性炼性，妙不可言。

　　唐云有“壶藏第一人”之称，也是杭州人，早在三十年代在上海就与顾景舟、朱可心、王寅春研讨壶艺。顾景舟与唐云、吴湖帆两位大师共同创作的“石瓢壶”上有“天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的壶铭，称神来之作，唐云生前宝爱珍藏。他对陈曼生这位老乡情有独钟，仅曼生壶竟藏有八把之多。唐云、许四海两人别出心裁，联袂合制云海壶十九壶式，颇堪玩味。被视为至尊的“云海壶”试图跃出樊笼，自谋发达，然为壶人不能接受。

　　在常人眼里与泥土打交道总不见多少格调与境界，壶艺中不大可能有淋漓舒卷，霸气禅意那样的精神。士大夫饮茶崇紫砂风尚，因其造型色彩耐人寻味，满足文人返朴归真之求，明目清风品茗赏壶，恬淡情趣，怡然自得，“紫砂壶能与黄金争价，世日超华，仰足感矣。”

　　民国以后，上海滩出现紫砂商人，紫砂壶经商业炒作冒出一批制陶名手，但一般依附名家之下，如裴石民在上海著名魔术大师莫悟奇家中制作陶器，任淦庭在上海吴维盛陶器店制陶雕刻作画为生，蒋彦亭到上海一古董商人家仿制名壶，顾景舟、蒋蓉都有浪迹上海滩的经历，虽算不得苦难人生，但终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