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笔春秋——咸仲英浅谈紫砂陶刻艺术

　　中国陶都宜兴的紫砂，以造型多变新颖、泥色古雅丰润、功能特殊出众而有“世间茶具称为首”的美誉。根据《阳羡名壶系》及《阳羡茗陶录》等古籍的记载，紫砂壶始于北宋，盛于明清，自清初起列为贡品。而名闻中外的宜兴丁蜀镇紫砂陶刻更是一门融文学、书法、绘画、篆刻等学问为一体的“刀”的艺术，与宜兴紫砂壶的艺术价值相互辉映烘托，并有“字以壶传，壶随字贵”的传颂。

　　陶刻艺术由来已久，出土的商周时代的瓦陶品与秦代的陶俑陶器上即有以陶刻形式记载的铭文、陶工姓名及皇帝诏文。基于陶器泥坯易于刻划的特性陶刻文字早于甲骨文、金文成为中国出现最早的文字。原始陶器的出现带动了陶刻艺术的萌芽，而紫砂陶器的产生也促进了以后紫砂陶刻的蓬勃发展。

李利【 荷之语四（墨莲香韵） 】编号：43216

　　所谓的砂壶铭刻，即是在制成的紫砂壶坯上以刀镌刻正、草篆魏碑、汉瓦、古今石索和钟鼎铭文等体的书法或山水、花卉等国画白描。一方面有装饰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反映历代文人的生活情趣。初始，文人品茗赏壶辄有赏茶诗之作，如北朱欧阳修、梅尧臣均留下不少佳句，但赏茶诗归赏茶诗终究仅是精神上的契合，尚未能成为壶上艺术，直至元代始才有陶刻于紫砂器上的发明。元末的蔡司沾在他的《霁园丛话》里有一段叙述:“佘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明代的供春壶下把梢处壶身上也刻有小篆“供春”二字。早期陶刻以署名为主，铭文多刻在壶底或壶盖口國之外沿不明显处。

　　明清时期，宜兴陶瓷蓬勃兴起，紫砂茗壶成了文人墨客、达官贵人爱不释手的珍品。来此定制文房雅玩者甚多，如项元汴赵宦光陈眉公、董其昌顾元庆郑板桥、吴大澂张季直、任伯年胡公寿等，定制壶器均署室名或人名以传世，后人称许其为“名工名士”，允称双绝”的绝妙佳作。清初由于铭刻紫砂壶的风气大盛，审美意识更间接提高了创作的层次，从壶底的署名转为壶身上的雕刻诗词、书画。铭刻的时兴带动了制壶艺人对书法艺术的追求，讲究刀笔下的功夫。如陈子畦之晋唐风格沈子澈之浑朴古雅。于是在创新壶艺的同时，书法艺术的技巧也成了赏壶者严格要求的项目之一。倘若制壶艺人本身不善书法亦必请能者代为署款，以增风采。如陈共之、汪大心被誉为“陶之中书君”，即为此故。由于书画雕刻已成为紫砂艺术的一个重要环节，并足以影响整体的表现风格，因此，人们在品评砂器优劣时，亦以书画技巧之高低，作为评定的标准之一。正符合了“壶随字贵，字依壶传”的说法。

潘进【 天衣四方 】编号：43181

　　紫砂艺术结合书画陶刻艺术构成紫砂独特的风格，使其具有端庄厚重、清雅超俗的艺术个性，在清代乾、嘉年间更为显露无遗。紫砂铭刻题辞署款的盛行促使文人直接参与创作活动，到了茶事兴盛的乾、嘉年间，紫砂茗壶更吸引了热衷品壶、赏壶的文人墨客、金石书画名家除出样定制外，还亲笔挥毫饰壶或与艺人璧合镌刻。这些作品反映了文人吟诗品茶赏壶的乐趣，如时大彬的“一杯清茗可沁诗脾”，陈用卿的“山中一杯水，可清天地心”。还有吴骞收藏的鸣远天鸡壶镌上由曹廉让手书的庚子山诗。郑板桥更在壶上亲刻诗:“嘴尖肚大耳偏高，才免饥寒便自豪，量小不堪容大物，两三寸水起波涛"。就是藉著壶的特色来抒写个人心境，寄托怀抱于砂壶天地。

　　紫砂陶刻历史上最为辉煌鼎盛应属嘉、道年间的曼生壶时期”。曼生壶的名噪一时，蜚声国际自有其因缘。书画金石名家陈曼生以撞长书法绘画著称，因酷爱紫砂，倾心浸注于紫砂艺术，不惜弃县官而不为，以制壶为职志传为后世美谈。陈曼生曾设计十八式新款茶壶样本，构思出样，再交由当时制壶名手杨彭年、杨凤年兄妹依式制壶陈曼生及其幕友江听香郭频迦、高爽泉、查梅史等撰词、书画并铭刻，珠联璧合世称“曼生壶”享誉国际，并使紫砂陶刻的书法装饰艺术日臻完美。

毛建韦【 柱楚 】编号：43178

　　文人墨客、金石书画名家参与陶艺，与砂壶结缘促使紫砂陶刻更趋进步，同时也满足了自身制壶自赏的乐趣。清末随着紫砂产品的激增陶刻艺人渐多高手辈出。一代紫砂书画雕刻家沈瑞田、韩泰、卢兰芳、任淦庭等相继出现，与于右任、吴昌硕、程十发、唐云等合制“四方古菱壶”、“汉君壶”等由文人书画家设计出样、托人制壶、作书画自赏之风，随时代变迁而几度兴衰，然至今不绝。如清末造壶店聘书画金石家陈懋生、陈研卿、沈瑞田、卢兰芳等人挥毫修饰、精刻而成的砂壶，在1966年以前流传甚广此皆名家兼职所做。至于真正的专业陶刻艺人，则始于既善书画且以制陶为业的邵云如这也是紫砂行业中刻字先生的前身。

　　由于紫砂陶刻艺术追求的是将中国的书画纳于壶体，作入壶、入铭、入格的画面安排，并求切茗、切壶、切情的铭文与妙趣横生的款识，以及熟练自如、挥洒流畅的刀下功夫，所以书法、绘画、历史、文学素养的高低，美学理论的认识及陶刻操刀的基本功夫均为饰壶的关键。如陶刻书法异于一般的对联碑文，为求展现其可收藏玩赏的特色楷、隶、篆帖为必备的基本功夫，再融合陶刻铭文、钟鼎款识铭文、汉简及名家书体，才能创出独特的风格。有了独创的灵魂陶刻作品才可称上是件艺术品，否则只可能因循抄袭，徒然流于技拙的匠气之作。一把紫砂名壶可因拙劣的书画镌刻而“壶随字毁”，同样的一件次劣的陶器虽经名家雕琢，亦难“壶随字贵”。唯有制陶与书画技艺均臻妙境才能确保紫砂陶刻的艺术价值。

王国新【 福临壶 】编号：43648

　　砂壶的镌刻由初期位于壶底或把梢等非显见面逐步扩大到整个壶体，如壶身、嘴、点把、底、盖口等无一不为可镌刻处，以各家意境独到、韵味别致取胜。镌刻内容则由初期只刻姓名、制作年款，进而有铭文书法多于画面的文人风格，到后来的定格化，多以壶身一半诗词、一半绘画为主。诗词有唐宋佳句茶经茶句或前人名壶铭文，绘画则以四君子、山水、花鸟、人物为多。既可饰壶，又添雅俗共赏之趣。

　　紫砂陶刻是融文学、书画、篆刻等艺术为一体所以除了必须保持书画原有的“笔味”，更须发挥刀刻的刀味”。下笔须注意轻重虚实、粗细、顿挫，用刀更须掌握指腕、肘间力量的转移与快慢浮沉宽窄、利钝的功夫。镌刻多在坯体未干前或于湿合宜时进行，以竹尖刀和铁制刀刻之。在“供春”时期之前皆刻于坯体未干时，特征是在刻纹两侧有微高于坯面的高埂。到了清喜道年间的曼生时期，紫砂壶锈刻的特点表现在总体的设计尤为明显，无论是造型、选泥粗细、调砂铺砂粗犷细致，各具特色，自成一格。

贺杨【 小四方高升(客至) 】编号：43663

　　传统的镌刻方法分刻底子与空刻二种。刻底子与空刻的最大不同在于底子是镌刻者亲自用笔墨书画或以别人书画再循墨迹镌刻，而空刻则不受墨迹限制，可自由游走。此外刻底子多以二面入刀，空刻则单刀行走为多。操刀方法异于一般的治印，镌刻刀稍薄且小，可插入中楷笔粗的竹管方便操作，如握毛笔状下刀。传统的刀法分为“双刀正人法”“单刀侧入法”、刻刀五分法”、“冲刀法”和“琢砂地”数种。双刀正人祛(刻底子)先用晏稿厚遁其迹而运刀上刀下刀运用自如顺刀逆刀不拖沓松弛，行刀时一刀到底，轻重深浅恰到好处。总要达到明快果断、气脉相连的技法，才能表达作品的神韵。另单刀侧入法则较不易掌握，须具备双刀正人法的基础，扎实的运刀技巧，始可为之。操刀时必胸有成竹，意在刀先，构思布局精确，大胆下刀，准而洗练，如此干净利落，一气呵成，才能做到“刀中见神采，刀下见神韵”的功夫。走刀极其自在出神，充分表现刀法的精神与刀痕呈现出特别的质感令人赞叹不绝。

　　陶刻艺术作品并非限于宜兴紫砂茶壶种类极如花盆、瓶罐、餐具、挂盘、璧画、壁饰均不乏陶刻名作。如陈少亭与蔡元培的紫砂花盆已成传世珍宝，鲍志强的圆形挂盘刻《枫桥夜泊》诗，顾绍培的“特大扁方双环瓶”，谭泉海铭刻一百个形态各异篆体“寿”字的“紫砂百寿瓶”等，皆为紫砂壶外的闻名陶刻佳作。然而，紫砂壶挟其远播国际的盛名结合了中国书画艺术的成就更令人叹为观止。毛国强在亲制如鸡蛋大的紫砂小壶上，精雕细刻了一卷含二百七十字汉隶的《波罗密多心经》，另有沈汉生的“竹简茶具”以《孙子兵法》的汉体字装饰茗壶;威仲英运用汉砖瓦文五则雕刻的“东坡提梁壶”用刀刚柔并济，刀路交叉多变，拙中生巧表现真刀就。意境等，均为陶刻艺术的傲人成就。

王孝强【 西施(锔壶) 】编号：42544

　　“刻刀作笔走龙蛇，千姿百态名陶间"。陶刻艺术包含了中国书法的刚柔并济、绘画的点线面结合及晏色的浓淡、用刀的深浅线条的粗细、力度的刚柔、画面的方圆、章法的曲直、刀路的交叉等诸多变化，籍此表达作品的整体意念和思想感情。它是中国文化的结晶、艺术的精华，经过历代多少文人墨客能工巧匠的精益求精，投注心力，才形成今日的艺术风格与成就。今后在工具的改革、泥色的选用与技艺的创新方面还可作更广泛深入的研究探索，以求陶刻艺术再次展现另一次艺术成就的高峰。陶刻广泛运用双入正刀法、单入侧刀法、涩刀、切刀、舞刀等，根据画面设计染以陶土色彩，使作品形、神、意融汇一体，拙中生巧，表现出真实意境。

　　正确运用哲学和美学的角度，能运用大自然之形与艺术变化之神，整合而为对立与统一的关系，以传统艺术手法，作出传神新品。新与旧理当辩证地看待今日之旧，曾是往日之新;今日之新将成为今后之旧，所以抹煞传统或守旧不前都是偏见。要敢于大胆立新。以“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为借鉴，探索成功的奥秘，一识、二思、三剪、四变、五形、六色七功、八算(即一识即识天、地、人;二思即深思熟虑;三剪即艺术取舍、选景;四变即变化;五形就是形象;色即是色彩;七功就是下功夫;八算就是算成本、时间规划)。以上所见期望能引起共鸣。

——江苏陶瓷杂志

咸仲英 宜兴紫砂工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