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思桃杯”——三大谜团至今无人能解

　　“圣思桃杯”是民国期间储南强先生收藏的一件紫砂“神品”。因杯底微损后请名艺人裴石民配了杯托。

　　杯与托相互映衬，珠联璧合，被金石家潘稚亮誉为“陶史二美”。

　　1952年储老将它与“供春树瘿壶”等30件珍品一起无偿捐献给国家，后供春壶转至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圣思桃杯”与其他珍品转至南京博物院。

　　2007年7月，南京博物院从42万件院藏文物中遴选出42件作为“镇院之宝”的鉴选对象，其中就有“圣思桃杯”(及杯托)。不过这只桃杯及后配之杯托却留下了一些谜团——圣思是何人?配托题铭又在何时?这些一直成为学界的未解之谜。

　　铭文何意?

　　“圣思桃杯”造型构思奇妙，制作技艺精湛，堪称紫砂绝佳瑰宝。

　　它以丰硕肥大切开的半桃为杯体，杯口如桃形，桃嘴作流，口沿及内外壁光洁明润;粗老、盘曲而中空的桃枝，枝干略高于杯口，成为供人把持的杯把;环衬在桃杯外壁的是桃枝桃叶，枝干上的大小桃叶参差扶疏，紧贴杯壁，飘逸如生;长在枝端上的两三只小桃新嫩鲜活，充满生气。稍稍伸出杯底的枝干、叶端和小桃鼎足而立，成为桃杯的三个支点。整件作品形象完美，夸张而不失生活依据;重锼叠塑，制作精湛，生机盎然，妙趣天成。

　　圣思桃杯及杯托

　　桃杯体上刻有楷书铭文“阆苑花前是醉乡，拈翻王母九霞觞。”圣思”并有“圣思氏”阴文方印一枚。这则铭文并非作者自撰，而是引用唐代诗人许碏《醉吟》诗中之二句。

　　圣思桃杯铭文

　　据《续神仙传》记载：“许碏，自称河北高阳人，少为进士，累举不第，晚学道于王屋山，周游五岳名山洞府。后从峨嵋经两京;复自襄汴，来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罗浮，无不遍历……后多游庐江间，常醉吟曰：阆苑花前是醉乡，拈翻王母九霞觞。群仙拍手嫌轻薄，谪向人间作酒狂。好事者或请之。曰：我天仙也，方在昆仑就宴，失仪见谪。人皆笑之，以为疯狂，后当春景，插花满头，把笑作舞，上酒家楼醉歌，升云飞去。”

　　裴石民 五福蟠桃壶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桃是万木之精”，可以用来辟邪;“麻姑献寿”“蟠桃献寿”“仙桃三千年一结实”等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更是家喻户晓，故桃形寓意福寿，作杯可引发诸多美好的联想，因此桃杯的铭文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圣思何人?

　　这把“圣思桃杯”中“圣思”、“圣思氏”是什么人，一直成为人们追索的谜团。是题铭设计的文人还是制作桃杯的艺人?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归纳起来，对“圣思”其人有以下几种说法：

　　褚南强

　　一是圣思姓项说。持此观点的是收藏者储南强和金石家潘稚亮。因为他俩曾请名艺人裴石民为桃杯配托，而在所配杯托上有这样一段铭文：“圣思，相传为修道人，姓项能制桃杯，大于常器。花叶干实无一不妙，见者不能释手。”据此，圣思不但是铭刻者，还是制杯人。但由于铭文只有寥寥数语，对这位项圣思的修道人仍是模糊不清。

　　有人认为就是明代紫砂艺人项不损。《阳羡名陶录》云：“不损名真，檇李人襄毅公之裔也，以诸生贡入国子监。”又说“不损故非陶人。……然壶制朴而雅，字法晋唐，虽时李诸家，何多让焉。不损诗文深为李檀园、闻子将所赏，颇以门才自豪，人目为狂，后入修门，坐事死于狱。”

　　《阳羡砂壶图考》将其列入“雅流”：说他可能是“秀水人，明季诸生，入清，官景陵知县，著有《无事编》。不损精八法，汪砢玉称其为书家龙凤……偶尔寄兴，制作砂壶。”项不损是文人，偶尔制壶，能诗善书“人目为狂后入修门”，与项圣思行事相近，但各种典籍都没有说他用“圣思”之名。

　　又有人称圣思即项元汴。“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居士，又号香岩居士，嘉兴人。……子京尝藏晋代孙登天籁琴，以‘天籁’名其阁定制茗壶，底绘‘天籁阁’印，嘉靖乙酉( 1525 )生，万历庚寅(1580 )卒”。(《阳羡砂壶图考》)这位项子京喜欢定制砂壶，或者还能篆刻，但不能制壶，也未见其用“圣思之名。有的书上，还把这两个人混为一谈。

　　潘稚亮和裴石民合作 棋形平圆壶

　　可见，说项不损或者项元汴就是项圣思，甚至说圣思姓项并不靠谱。

　　二是圣思非项说。近来有人找到不姓项的“圣思”。

　　一是蒋圣思，“国朝蒋允睿，字圣思，参议如奇子，书法能继其父，一时有二王之目”(《重刊宜兴县旧志·艺术》)，持此说者是紫砂名家潘持平，他在《圣思姓项还是姓蒋》一文中认为“约生于明万历至清康熙的蒋允睿(字圣思，别字瞻武)即在桃杯上署款的圣思，但他仅是桃杯的题刻者，或者还参与了设计，制作者则是一位无名高手。”

　　因为这位蒋圣思与其父亲蒋如奇都是书法家，有“二王之目”，即象王羲之父子一样，当能在杯上镌刻，至于制杯者，他从业内人的眼光分析，很可能是当时来自景德镇的一位工匠，完成桃杯后又离去了，故未留下姓名和其他更多的作品，故称其为“无名高手”。

　　二是徐圣思，他是浙江宁波鄞县人，是个僧人，亦称修道人。名启睿，释名洪节，又字近公。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明万历中后期，持此说的是宜兴收藏家协会会长陈健先生，并认为他是桃杯的铭刻、设计、制作参与者，而与之合作的名工则无考，暂列为无名氏，制作年代为明末。

　　以上各说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在学界还未取得一致共识，因此桃杯上的“圣思”是何人仍为未解之谜。

　　清代 佚名 紫砂桃杯

　　甲午何时?

　　圣思桃杯的另一个谜在裴石民所配的杯托上。

　　原来圣思桃杯杯底略有破损，储南强先生曾请名艺人为之配托,使原件更加完美。原苏州文博专家周策鲁先生1950年给裴石民的信中称：“现在你的加座，更是帮助‘圣思’，衬托他的美感，你们相隔数百年间复同一人。”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汪寅仙评论：“特别是杯托，他把桃杯的托盘做的像块老的树瘤，痈节非常苍老，树皮纹理气韵生动、完美;这件托盘就是单独的一件艺术珍玩。”

　　汪寅仙 桃杯

　　在裴石民所配之托上，潘稚亮先生为此刻下了131个字的题记铭文，全文如下：“圣思，相传为修道人，姓项，能制桃杯，大于常器。花叶、干、实无一不妙，见者不能释手。二十年前，简翁得此于燕市，归而宝之。杯底叶小损，微跛。名手裴石民，时方以‘第二陈鸣远’名于世，善为前人修旧。昨年用宾虹老人之意，为供春壶重配盖。今岁复以鄙请，为此杯加一外托，中虚而涵纳之，趾乃定。遂为之记略，兼扬其绝艺，以光于陶史为二美。”

　　圣思桃杯底托铭文

　　这段题记非常清楚的记述了裴石民配托的前因后果，裴石民的托是紫色的，苍老、粗犷而沉重，既满足了使桃杯稳定的功能要求，又与红色桃杯形成色彩对比，动静相比、内涵对比、衬托主体等美学要求，这件托盘也是艺术珍玩。

　　在托盘上除上述铭文外，前后还有二枚篆印。前为“甲午政月”，后为“二美”。这后面的椭圆形“二美”印章，见《潘稚亮家印谱》，应是指“桃杯”与“杯托”相得益彰，制杯的圣思与配托的石民都身怀绝艺，堪称陶史“二美”。

　　问题是另一枚“甲午政月”，一般来说应是配托或题铭的时间。但“甲午”年，与此事发生最近的分别是1894年和1954年。1894年，储南强时年18，正在求学;潘稚亮13岁，裴石民更只有2岁，显然不能配托题铭。

　　而1954年，该杯已捐赠博物馆，故配托之年不是“甲午”年，有人又提出“甲午”可能是误刻，在天干地支中篆体“子”与“午”稍近，可能是甲子年，查甲子年为1924年，但文中到“昨年为供春壶配盖”，我们知道供春壶是1927年被储南强购进的，故不可能在1923年就配盖。(这也是有人认为供春壶是1923年或1924年购进的理由)。

　　裴石民 供春壶

　　宜兴收藏家协会会长陈健先生另辟蹊径，他在《“圣思桃杯”杯托铭刻时间探析》一文中认为“甲午政月”，显然不是“甲午”年，“午”与“子”差别明显，作为铭刻“干支”款也不可能有“甲子”之误。

　　他认为“甲午”不是纪年，而是“月”的天干地支纪法，并据此推算在这段时间有“甲午”月的年份只有1931、1936、1941年。综合题铭上下文的情况提出配托题铭的时间应为1936年的“甲午政月”即7月。当时日寇侵华的野心暴露无遗，而全中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箭在弦上，巧的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爆发也是在7月。

　　潘稚亮先生用此闲章意味深长，既有警世之意，又明抗日之志。我觉得如此解释倒也顺理成章。倘若此说成立的话裴石民为供春壶配盖的“昨年”应为1935年，此时已发生“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不能了”，供春壶盖沿口的题铭也就能说得通了。

　　“甲午政月”之谜，如此解读，不知大家能否认可?

　　“圣思桃杯”及裴石民所配之杯托，以及金石家潘稚亮题记的铭文，构成了一件完整的紫砂艺术珍品，储南强先生的无私奉献，使我们可以世代领略这件瑰宝的艺术风采。至于作者“圣思”之谜，“甲午政月”又在何时，将引发我们对紫砂文化探索的浓厚兴趣，推动我们对紫砂历史的深入研究，而丝毫不会影响作为紫砂瑰宝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