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帽故事（上）

　　“僧帽”，出家僧人头上带的帽子。《佛教大词典》“帽子”条目记载如下：头巾、禅巾、菩萨巾，冬季僧侣头上所戴布制之物。《释氏要览》卷下送终篇头巾条载帽的形制“全长五尺三寸，前面长二尺八寸，背后长二尺五寸。”然而，除南传佛教僧众因为天气的原因基本上未见着帽外，佛教各宗派的帽子又有着不同的形制。如在大乘佛教里面有天台、真言、净土和禅宗的区别，有汉传佛教和密宗的区别，以国籍论又有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帽子的区别。早期佛教对带帽的要求比较规范，《四分律》记载，佛言：“比丘不得裹头，是白衣法，若裹头如法治，时诸比丘头冷痛白佛。佛言：听以毳若劫贝作帽裹头。”这段文字记叙的是早期有家僧人不许带帽子的规定，但是后来因比丘无头发，天气寒冷所以佛祖慈悲允许用毳或劫贝作帽裹头。即便如此，《大比丘三千威仪经》还规定了“着帽之时，不得对佛作礼。”

　　调查了佛教典籍后发现，佛祖虽然规定了是否可以佩带帽子但是却没有为它规定具体形制。因而流传到后世佛教中帽子的形状不单有宗派之分还有国籍之别。我紫砂壶里面的僧帽壶有几种呢?现在根据传器来看主要是三种，其一为明代李茂林款式，其二为时大彬款式，其三是这次经过考据后确定为最早出现在紫砂器中的僧帽壶——“高”僧帽壶(注：此处选葛陶中先生所制高僧帽壶，一般情况下此款有高矮之别，矮款类似时大彬式)。经比较这三把僧帽壶的照片后使我们产生了疑问，既然以上三款都叫僧帽壶，那为什么同一名称的器形差别却如此之大?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别呢?从上古陶器、青铜器的使用，汉之后由漆器到瓷器的转变一样，明至清的历史转变也给紫砂的兴起和进步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种影响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的更加复杂。从作品的角度来说每个朝代都会根据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工艺制作水平和审美风格而有着自己的特点和变化，但当我们比较同一时期的器物却没有办法找出它们的传承点和变化原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试着将眼光放大，转移到历史文化的角度上来，而不能仅仅从工艺设计这一点来看问题。

　　此壶嘴短直，嵌盖，壶肩上平面有篆文一圈，可回旋倒读均成文。壶底刻“万历丁丑子京先生索，文嘉铭”。(万历丁丑为公元1577年)壶身上贴的莲瓣花纹装饰应该是根据佛教习惯而来。笔者认为此壶在所谓的僧帽壶中的地位是比较独特的，因为如将嘴、把不做考虑的话壶身与当今和尚们冬天所带之帽子最为相象。因此可以说在遍查佛教典籍后，没有发现有关对僧帽的具体形制记载的情况下，此壶和僧帽这个名字的原始意义(上文《四分律》中载僧人因天气寒冷而佛祖准许带帽之语)，并和现实情况下(净土、禅宗等中原佛教僧侣所带之帽子)最相符。其次，是时大彬款僧帽壶，此壶特点颇为明显，壶身六瓣，鸭嘴流，莲瓣装饰上升到壶冠，耳型把上有一小扳手(似飞把)。壶底刻“万历丁酉年时大彬制”(公元1597年)楷书。僧帽壶中李、时两款均留有铭文显示这两把壶制作时间相差不过二十年，但是形制却差距如此之大。

　　一般情况下同名器形见应存在的一定的相同点或前后变化的传承，于这里却丝毫没有脉络可寻。再翻看资料，介绍时款僧帽壶时多提到了是从元代瓷器中“甜白釉僧帽壶”演变而来，是不是如此呢?我们拿它们的图片两厢对比不难看出实际上这个甜白釉僧帽壶(缺盖)和我们要讨论的第三款也是紫砂器形中经常出现的圆形僧帽壶最为相象(图三)，并且跳过了时款僧帽壶的造型。根据时间计算元代要早于紫砂开始盛行的明朝。因此我们已经可以断定，虽然紫砂圆形僧帽壶本身之间也有一些细微不同变化但总的来说应该是最早出现在紫砂器中的僧帽壶造型。至此，通过对比虽然初步告诉了我们不同僧帽壶形制出现了先后的顺序，但还是没有能够解答有关僧帽壶来历的问题。怎么办呢?先说说我们紫砂器的造型设计方法，早期紫砂器设计中多是以仿历史和生活中的实用器皿为主。如：仿古代青铜器，陶器，抽象的几何图案，瓜果象形等。因此紫砂器和瓷器造型中的相同不是偶然的。而且有可能是借鉴了社会生活中实际物品的形象而来，瓷器出现在历史上的时间又远早于紫砂，因此我们直接考察这种瓷器造型的来历反而更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