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帽故事（下）

　　带着这个设想我找到了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成器于元代的甜白釉僧帽壶(图四)，元(1260-1368)，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蒙古)占统治地位的朝代。虽然从元世祖即位至元顺帝末年不过百余年但是从历史上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借鉴一直没有停息，可以断定中原文化在这个时期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就更大了。单就器皿上也出现了很多和以往造型不一样的有鲜明少数民族的设计。在这之前陕西陇县出土的约为春秋时期制作的扁壶(扁体长方形高圈足。前有流，插子器的中腹为龙形，后为龙形。腹饰大鸟纹，圈足饰波曲纹，间饰似云纹。器造型独特，纹饰新奇流畅。一改西周时期造型及饰纹风格)即可作为例证之一。陇县位于渭北旱源西端，东临咸阳，南接陈仓，西北部与甘肃清水、灵台等县接壤，地理位置与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活动范围接近。据考证此器形最早应该是北方少数民族为了骑马时方便携带饮水所用，到了唐代中原地区出现了使用这个造型的瓷酒具“扁壶”。至明代，实物可以看见的是制于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景德镇窑青花折枝山茶纹扁壶。此器出现时间和紫砂相差不大，至于紫砂器中虚扁是否也是受到了这个器形的影响而出现尚有待考证。瓷器僧帽壶也有着鲜明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经过多方查找对比后发现元及以后历代以“僧帽壶”来命名的瓷器有很多，如“明宣德宝石红僧帽壶”、“青花藏文穿连双龙纹僧帽壶”、“甜白釉僧帽壶”等。尤其是现藏于台北故宫的“青花藏文穿双龙纹僧帽壶”，为我们揭示了僧帽壶的来历!此器颈，流，把身基本上和以上几种差别不大，关键在于壶身上的一圈藏文，其意义为吉祥祝福用语，现将其摘录并翻译如图：“日平安，夜平安，阳光普照皆平安，日夜永远平安泰，三宝护佑永平安”。此处所谓三宝即是对佛教中佛、法、僧的称谓。藏文原文如图(在此特别感谢来自青海省果洛州久治县的拉旺扎巴活佛，经我的请求并承蒙他的帮助为我解释并写下此句)。这把壶形制仿自元代僧帽壶，为什么明代要原样仿制上一代少数民族朝代“元”的器用品呢?根据这把壶身上藏文吉祥祝语的记载使我们发现藏传佛教和僧帽壶的出现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下面先简述一下西藏历史。西藏，元以前称吐蕃，元代称乌斯藏(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中国通史记载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包括前藏、后藏和阿里地区三部分)。佛教在大约公元七世纪分别从唐朝和印度传入了藏区。这以后，佛教日益兴盛成为了西藏政教的主导力量。历朝历代都因西藏地处偏远，因此在制订对它的政策上只要求其承认中央王朝对它享有宗主地位或是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更加紧密的联系后均采取怀柔的友好政策。并屡次通过对其上层力量尤其是佛教著名人物采取册封的方法来笼络并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中国民族通史》(汪仲翰)中记载：“大宝法王原是元朝封给萨迦派八思巴的封号，为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最高封号，明朝将此封号封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但是《藏汉大词典》中“噶玛拨希”条目下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释：“噶玛拨希1247楚卜寺。1253年应邀去拜见忽必烈于绒色堆(今四川甲绒)，宪宗蒙哥赐金缘乌砂帽，金印，从此开创噶举派黑帽派系”。无论如何，元明两代为加强中央和边疆的联系而册封的法王，阐化王有很多。不但如此，还邀请他们来中原地区觐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明史中有这样一条记录“永乐五年二月初二日，成祖致书银协巴曰：法尊大乘尚师哈立麻巴(明史中译法)，联承皇考太祖高皇帝、考妣孝慈高皇后深恩大德，未能上报，夙夜不宁……今特迎请法尊大乘尚师哈立麻巴，领天下僧众，以永乐五年二月初五日为始，于灵谷寺修建普度大斋二七昼夜……”等语。还有资料说永乐皇帝为了在连续不断的法会上减轻僧人们的睡意而定做了数百僧帽壶赐予众僧作为饮茶器具(未找出确切出处，但是根据明永乐甜白釉僧帽壶制作年代和其作为茶壶的用途考，这一说法比较可信)。

　　至此，通过以上资料的互相印证使我有了一种设想，这段历史中提到过的黑色法帽在被蒙哥赐予藏僧的时间上要早于瓷器僧帽壶的出现，那么这是不是就有可能说明它和僧帽壶存在着某种联系呢?除了寻找历史记载外，考虑到僧帽壶的使用价值和它与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有着很深的渊源，我又以“藏”民族的一些实用器皿，包括从藏传佛教法器中选取和其有相同处的与之进行了仔细对比，发现了藏传佛教中常用的五佛冠(如图六，现藏于布达拉宫管理处)，可能也对早期僧帽壶的设计起到了影响。“五佛冠”，其冠字有把帽带在头上的意思。就形制来说，此冠分五朵莲瓣，每一叶冠中间，都有一个莲瓣形的佛龛，佛龛中间各有一个代表五佛之一的梵文字母。这也与僧帽壶颈部以上的设计比较相象。至此，经过以佛教界法器的比较和对历史上僧帽壶来源的考察，我们已经有了关于其出现的原因的一种解释——它可能是以中原汉族传统器皿“汤瓶”为主体结合藏传佛教法王“黑帽”和法器五佛冠的式样为顶部设计，并以此来明确其宗教使用特点而设计的饮器。它的用途初期专为佛教僧侣饮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变成普通人也可以使用的茶壶。它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元代，最早出现时的载体为瓷器。明以后随着大量瓷器工匠转移到紫砂器方面的制作后也将此器形移植了过来。并且根据以上原因来看，紫砂圆形僧帽壶的出现时间要早于李茂林，更早于时大彬款，时款应为紫砂工艺成熟后，由制作紫砂器皿的工匠根据紫砂壶成型特点加以改良后出现的结果。

　　李茂林款僧帽壶应和其它两种是没有传承关系的，其出现的理由可以做以下两点考虑：一，李根据汉地佛寺内僧人实际使用后产生灵感设计而来;二、李根据当时出现的瓷器僧帽壶款式所启发，进而独立创作的。另外，有一些朋友认为紫砂僧帽壶是从蒙藏地区少数民族日常使用的“多穆”壶演变而来，这种观点所依据的理由似乎不够充分。“多穆”为藏语，其意为盛酥油的筒。在元代出现青白釉僧帽壶的同时也出现了青白釉多穆壶，这个壶的身体也是筒形的，因此可以说明这两者之间到瓷器僧帽壶中耳把上均有一型莲瓣状突起，此作用不光是为美观考虑，在执壶或倒水时以拇指按住此小突起将会起到稳定壶身“借力”的作用，在使用中它和把的关系是杠杆原理。同样，在紫砂壶中也继承了这个计划，就是我们所称的“飞把”，随着紫砂器形制的缩小，后来设计逐渐淡化了力学上的考虑而多是为了美观而出现在壶把上。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小小的借鉴，它也许不光证明了飞把的来历，也说明了在瓷器紫砂设计工艺历史上曾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

　　笔者认为通过从历史的角度，结合紫砂壶具体名称和其形制来挖掘传统壶型的渊源和历史价值以及其设计的传承，对丰富紫砂文化内涵是非常有益的，也应该是从业者和爱好者的研究方向之一。以下几点证明了僧帽壶在紫砂历史上有着并且也应该有它独特的地位：其一，解释了壶名的由来，揭示了其与少数民族器用品有着直接联系，并且反映出一段各民间交流的历史。其二，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紫砂制作工艺，设计思路转变的过程。通过它能够比较清晰的反映紫砂在中国历史大环境中不断变化的历程，说明了“飞把”工艺设计的出处。其三、也展现了佛教传统中从无帽到有帽，以至于到帽子成为法器的一种演变过程。通过这次对僧帽壶的研究后更发现紫砂壶与传统文化分不开，也不应该分开，这对我们现在设计紫砂壶造型也可以说是一个启发：它是折射出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的一面镜子。